大约一百年前的一天，毛润之刚放弃图书馆的工作回到家乡长沙，孙文还在上海的寓所闭门思索实业救国的计划。京城晚春初降，景山牡丹盛开，漫天柳絮作雪飞，赵家楼胡同的曹宅浓烟滚滚，尚在东交民巷的谢婉莹，好奇地聆听着窗外学生们震耳欲聋的呐喊声。就在如此稀松平常的一天，对中国现代化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在中国大陆，“五四”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被视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奏。而在两蒋时代的台湾，“五四”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联系被谨慎分开，爱国与民族精神成为“五四”仅有的内容。到了马英九执政后，国民党纪念“五四”的重心则转到了民主和科学的价值传承。

其实，“五四”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史的范畴，它在将中国民族主义与反日情绪正式连通的同时，也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分水岭之一。而且，“五四”也生动记录了美国在实现外部崛起前的一次意识形态挣扎。特别地，在如今美国陷入衰落迷思、特朗普掀起孤立主义风潮之际，本文对“五四”时代的重访，不仅是对美国外交及其意识形态百年轮回的回顾，而且对于尚在外交上“作为与少作为”之间犹疑的中国而言，也是一次与美国经验的对话和比较。

特朗普与“旧美国”的回归

若抛开当时帝国主义的时代性质，一些史学家认为，“五四”的引燃与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外交失手关联甚大。一战结束后，期盼公理战胜强权的中国人对巴黎和会寄予厚望，以崇尚民族平等与自决著称的威尔逊尤受尊重。然而，威尔逊终究在英法的要挟下妥协，巴黎和会决定将青岛转让日本，这个消息让中国陷入极度沮丧。

其实可以这么说，当时的中国和威尔逊都是美国孤立主义的受害者。在威尔逊任总统之前，传统、封闭的共和党人已连续掌管了三届白宫，而在参众两院，从19世纪末到罗斯福上任前，共和党长期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当时，凭借左右两个大洋构筑的地理屏障，加上经济和军事崛起带来的满足和安全感，多数美国人对深度介入（Deep Engagement）亚欧大陆的险恶政治并无太多兴趣。孤立主义的意识形态自然地主导着当时的美国外交。

威尔逊在和会上唯一的成就，大概就是把成立国际联盟（简称“国联”）的条款送进《凡尔赛和约》。而最让他遗憾的有两件事：一是，他未能阻止英法对战败国（尤其是德国）及其殖民利益的疯狂盘剥，其中包括中国的山东问题；二是，他签下的和约被共和党人把持的国会拒批，结果让美国竟没能加入它所创始的国联。而且，让威尔逊格外受挫的是，当时美国人大多仍信奉“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旧思维，主流民意对他的国际主义理想并不太热心。

总之，巴黎和会前后的经历让这位学者总统心力憔悴，也正是在“五四”当年十月的一天，威尔逊突发中风，从此一病不起，直到1924年去世。不过可惜的是，他并没有机会看到，仅仅十多年后，日本在珍珠港重创美军，大梦初醒的美国人终于开始走出孤立清高的心态。此后，具有威尔逊特色的美国外部崛起被一步步付诸现实，而威尔逊的外交理念，特别是美国对其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的领导责任，现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政治正确，在美国被广泛接受。

然而，让人觉得突兀的是，在美国深陷衰落迷思的今天，这些理念的政治正确性正在被动摇，而让这动摇浮出水面的，正是最近大红大紫的“特朗普现象”。自角逐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哨声吹响以来，特朗普多次突破美国二战以来形成的观念禁区，而让人错愕之处在于，他的每次突破竟都能为自己赢得不小的支持率涨幅。比如他曾在谴责“三K党”和白人至上极端思想的问题上遮遮掩掩，他曾辱骂墨西哥人、揶揄在美国生活的拉美移民，他甚至曾高调呼吁严格管制穆斯林进入美国。即便如此，共和党高层倾尽全力向选民举荐的布什、卢比奥和克鲁兹等政治明星，竟然先后都被特朗普成功地一一击退。

其实，除了公开为种族主义、反穆斯林等思想背书之外，特朗普更让人担忧的是他的外交立场，其明显的孤立主义倾向，颇有与威尔逊针锋相对的架势。最具代表性例子的有两处。

其一是关于国际合作，特朗普对北约、联合国和“日内瓦公约”的存在价值多有质疑，他还责难日、韩和沙特在安全上占尽美国的便宜，甚至提出干脆退出，让它们拥核自卫等等。他对国际合作的不屑，不仅让美国的盟友们陷入焦虑，更是否定了威尔逊时代以来美国苦心维系的国际秩序，而这一秩序正是以双边和多边合作制度为基础的。显然，特朗普这种孤高的世界观，与二战前老共和党人恪守中立、不结盟更不愿动武干涉的做派如出一辙。

其二，在经贸政策上，特朗普号召对中国实施严厉的关税制裁，呼吁终结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在内的诸多自贸协定。实际上，早在1918年威尔逊提出的“外交14点方针”中，推动自由贸易就被明确地列在第三项，而且直到今天，捍卫自由贸易仍是现代美国最核心的国家利益之一，而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一旦实现，壁垒高筑的美国或许回到19世纪片面追求贸易出超的重商主义时代，全球性的贸易大战难以避免。

不得不说，在共和党阵营里，像特朗普这样的激进反叛者还算不上太大的奇观，而之所以会出现“特朗普现象”一说，主要是因为，他那些“倒行逆施”的言论，总能出人意料地得到民意的积极回应。

根据相关研究，推动“特朗普现象”走到今天的各种支持者群体中，工薪阶层的白人中年男性占据最核心的位置，而这群人普遍缺少大学教育，在政治上较为传统、自我和排外。虽然这一群体曾经支持罗斯福的新政计划，但他们始终不太认同外交上拯救世界的自由使命。不幸的是，随着近年来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和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最先感受到就业和生活压力的正是他们。但是，无论是迎合权贵精英的共和党，还是拥抱经济全球化的民主党，给予这一群体的重视和关怀都远远不够。

简单地说，在美国经济增速放缓、财政危机持续发酵的今天，特朗普的民粹主张虽然与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思想格格不入，但在相当一部分选民看来，相比那些还在为美国“救世主”使命辩护的政治家而言，特朗普明显更加务实和坦率。可以预见，曾在“阿拉伯之春”和缅甸民主化进程中“政绩斐然”的前国务卿希拉里，不久后也可能会被迫调整外交方面的选举策略。

总体上，相比于内部危机的酝酿，目前美国在外部的霸权衰落更为显著，特别是经过伊拉克-阿富汗战争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消耗，美国“同时能打赢两场战争”的建军标准已经有所松动。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军费预算正在经历二战以来削减幅度最大的几个时期之一。五年间陆军裁员将近10万，陆军人数接近二战以来的最小规模；截止到2015年底，海军在役水面战舰数量已缩减到1916年来的最低；而空军史上最昂贵的战机更新计划正饱受经费不足的困扰，F-35目前才艰难地入役约30架，仅仅完成美军计划进度的1%左右。

当然，单凭独步全球的人才和科技优势，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富竞争力的超级经济体，但是，正如托马斯·皮凯蒂和弗朗西斯·福山所暗示的，长期失序的财富分配格局和扭曲衰败的民主分权制度正在将美国拖入一道历史关口。春江水暖鸭先知，或许，特朗普现象正是一部分美国人在这道关口前反思挣扎的政治写照，而实际上，针对美国民众的一系列民调数据显示，截止2014年，支持美国积极介入国际事务的比例就已连续降到了二战以来的最低点。

美国的百年轮回：中国的关键他者

百年似轮回，特朗普现象与“五四”时代的美国构成了一种怪谲而又引人深思的前后呼应。一面是在方兴未艾的美国衰落中，特朗普掀起的一股致敬孤立主义的思想复古潮；另一面则是20世纪初美国在外部崛起中，威尔逊与美国旧外交意识形态之间激烈的政治斗争。有趣的是，这两面的美国，都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他者。

当初为威尔逊所痛恨的美国孤立主义，倒逼出了“五四运动”和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而特朗普复辟“旧美国”的梦想一旦实现，至少在短期内，对国力仍待提升的中国很难说是利好。特别是，当美国撤销它为世界提供的“治安维稳”服务，或者在反恐、核不扩散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上不愿承担领导责任时，中国将很可能被迫寻求国家大战略上的历史性变革。毕竟，至少可以确定的是，根据“十三五”规划，战略机遇期和安全的周边环境对当前中国的发展仍至关重要。

并且，面对美国的霸权“懒政”和棘手的全球性议题，中国还未做好承担领导责任的心理与政策准备。客观上，中国缺乏超级大国所必需的全球战略投送能力，对人道主义危机高发地带的管控能力极其有限。更重要的是，美国回到孤立主义并不等于转向妥协、克制和懦弱。回顾美国在19世纪先后同西班牙和英国对抗的历史，以及它在一战早期的渔翁得利，以及后来毁誉参半的《中立法案》，不难发现，确保重创任何敌手的防守反击和坐山观虎斗的经典离岸平衡，就是美国孤立主义与其民族主义混合后的代表性战略产物。实际上，相比带有救世主使命感的威尔逊主义外交，孤立主义文化更加强调处处应以纯粹的美国利益为先，这也正是特朗普“重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让美国再次伟大”等话语在保守人群心目中的魅力所在。

然而，历史地看，面对美国外交文化的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中国人的立场其实相当尴尬和矛盾。一方面，中国曾在“五四”前憧憬过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也曾在抗日战争时因美国的参战与援助而振奋不已，到了1960年代中苏分裂后，中国更是撇开意识形态上的敌我之分，热情响应美国联合抗苏的战略倡议。另一方面，尤其是在左派和“鹰派”的理论世界中，自杜鲁门主义出台以来，美国从未停止过终结共产党历史的意识形态战，而且它至今仍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国家。换句话说，在国际主义外衣下，美国的战略扩张往往意味着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或者战略遏制。

另外，广义地说，中国自己的外交其实也存在“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二元对立。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就中国外交“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孰轻孰重的问题展开争论。而且，毛泽东时代也曾有过从“一边倒”改成“输出革命”的政策实践。但是，由于毛时代那段坎坷的国际主义外交经历并不算成功，加上苏东剧变、美国独霸带来的国际压力，邓小平提出的“不当头”外交一直延续至今。

实际上，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都是“不当头”方针的一部分，“有所作为”只是在此大方针下最低限度的国际政治参与，正如邓小平解释的那样，所谓“作什么为”，就是“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然而，无论是已经实践过的国际主义，如毛泽东输出革命、邓小平在1970年代末为盟友柬埔寨出头教训越南，还是未来中国外部崛起后可能出现的新国际主义，几乎都无法做到不结盟主义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不干涉内政”。

总之，随着外部崛起的推进，中国外交亟待超越的思维困境在于：一方面中国在话语上对民主、人权等西方主导的“普世价值”十分忌惮，另一方面，中国又期盼能有一套易被接受和推广的中国特色国际主义价值观，但这套价值观或许不会再是毛时代的那套无产阶级大革命了。

回头看，“五四”的一个意义是在中国社会进一步强化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打破了思想僵局。实际上，就连孙中山，也被认为是到“五四”前后才真正接受近似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中华民族国家观。而威尔逊、罗斯福、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外交实践，或许都暗含着一个道理：国际主义外交的成长与成功，需以民族国家的主体强盛为前提。这可能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美国陷入衰落迷思之际，最先牺牲的是国际主义外交思想。从这个角度说，出现一个惊世骇俗的特朗普，或许也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诚然，当前中国崛起由内到外的种种景象，的确正在映射着一幅又一幅美国当时崛起时的画面，而后者的经验，似乎也在预言着中国新国际主义外交的酝酿与问世。2014年，刚刚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的中国，历史上首次进入资本净输出时代，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对外资的依赖程度降低，同时也表明，不少国家有着对中国资本与日俱增的需求。回顾历史，恰恰是在一战爆发的1914之前，美国基本摆脱了依赖外资的发展模式，对外投资的空前扩张不仅拓展了其在全球的利益存在，也帮助培育了威尔逊式世界观在美国社会的生长。

体现在外交层面，中国的和平崛起将越来越多地仰赖带有超主权性质的多边合作机制。在推进“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亚投行等大型国际合作项目的过程中，不难想象，旨在去国家主义、弱化地理边界和民族差异的新思维，将会潜移默化地主导“走出去”的中国，而这套思维很可能是中国未来理想主义外交观的雏形。

不得不承认，就所处的战略环境而言，今天的中国并不比曾经的美国幸运。分别在20世纪9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中美开始大力建设蓝水海军。当时的美国，也曾在它的“南海”——加勒比海周围同时面对西班牙和英国的制衡压力，甚至因为在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的领土争端，美国曾一度做好向当时的“日不落帝国”——英国宣战的准备。但实际上，到一战前夕，世界霸主英国的实力就已经全面衰落，当时的世界是英、美、德、法等列强并行的多极格局。由于欧洲局势的恶化、自身的地理优势和外交上的中立，美国躲过了很多次与列强兵戎相见的浩劫。

然而，今天的中国却面对着美国的独霸局面，一旦与周边中小国家关系紧张，就几乎意味着，它们将别无选择地倒向美国的战略怀抱。特朗普版的孤立主义如果实现，由于这片大陆上纷繁复杂的是非纠葛，加上发展迅猛的国家现代化和高涨的民族主义，东亚有可能出现欧洲曾经发生的军备竞赛与合纵连横，而这很容易被相对安全的美国利用。当然，因为远程战略导弹威慑、网络攻击、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威胁的出现，如今任何国家都很难真正做到像二战前美国那种程度的孤立主义——即便是特朗普的美国也不例外。（本文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刘伯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