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出乎预料”之年，英国脱欧出乎预料，美国特朗普胜选总统出乎预料，意大利的公投结果也出乎预料。

　　预料之外有必然之逻辑。技术进步带来诸多红利，但并不是所有人有能力或天赋将其潜力发挥到最大，全球化和商业模式的影响也是如此。或许只能通过民主参与、民主投票，给人们以宣泄、表达的途径，通过表达和参与释放不同群体的不满，以达到社会和世界的和谐点。

　　经济民粹主义最大的问题是将短期的增长建立在牺牲长期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委内瑞拉等国的经验教训表明，民粹主义治国模式热衷于福利政治，背离市场经济法则和价值规律，只抓收入分配而不顾经济效率，结果丧失良机，势必釀成恶果。

　　不过，仅仅依据民粹主义的新一波浪潮，人们远没理由得出民粹主义当道、精英主义终结的宏大结论。与其说民粹主义的全球浮现终结了全球化，不如说它促使人们认识到全球化调适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编者

　随着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和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精英跟百姓之间的鸿沟距离必然会增加，而不是缩短。因此，民粹主义政治在人类未来的发展史上只会继续出现，而不是消失。

　　陈志武/文

　　2016年的特色是“出乎预料”：英国脱欧出乎预料，美国特朗普胜选总统出乎预料，意大利的公投结果也出乎预料，现在人们只等着看法国民粹主义候选人到底以多少胜出了，而不是是否能胜出。

　　当今世界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各国精英被排斥甚至被挤出权力圈，由大众选民把那些门外汉甚至极端分子推上权力宝座？许多人把当前社会潮流的起因归结到华尔街、全球化、贫富差距、精英政治等等，这些因素当然起了很大作用，但还不止于此。

　　历史上民粹主义经常发生

　　我们先要看到，在当权者在乎民意的社会里，民粹主义总会有市场，在民选政治下更会如此。民粹主义浪潮在美国这不是第一次，而是出现了多次，在19世纪40年代就出现过类似的民粹主义政治，当时因为大量来自爱尔兰和德国的天主教移民使以新教为主的美国本土人感到很不自在，既认为前者抢走他们的饭碗，又认为在文化与宗教上带来异端，就跟现在特朗普认为全球化抢走美国就业、伊斯兰威胁美国文化一样。本土人开始相互组织、准备反抗，同时他们又相互约定：如果有人问到是否参与这些组织，就都说“我一无所知”。以至于后来人们就把那次民粹运动的参与者通称为“一无所知者”。1855年这些本土人走出隐藏，组建“美国党”，并于次年推出前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为其候选人参与当时的美国总统选举，并获得超过21％的选票。但由于在后来的南北内战中美国党人内部出现分裂，使那次声势浩大的民粹主义运动发生瓦解。那算是美国第一次右派民粹主义运动。

　　过了二十几年，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了第一次左派民粹主义浪潮，其背景是美国南方和北方的农民愤恨纽约等大城市的银行家和贸易商，南方农民因为棉花价格太低而收入少，北方农民因为干旱歉收也没收入，但纽约一带的华尔街精英和工商精英则肥得流油，工业革命头100年带来的贫富差距使美国普通百姓普遍要求“打土豪分田地”、“打倒资本家”，就跟这次美国总统选举中左派民粹主义的诉求一样！接下来，这些农民、工人和其同情者组建了美国的“人民党”，当时也曾称其为“民粹党”，其基本诉求是要把铁路国有化、拆分各行业托拉斯、推出累进制税率、结束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但是，在1892年总统选举中，民粹党不成功，这场左派民粹运动一直到1929年股灾发生并引发经济大萧条以后才重新复燃，为20世纪30年代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罗斯福新政奠定了基础，从此改变了美国政治的基本格局，使政府之手大大介入经济和社会福利。那次左派民粹主义的主张对美国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到1980年里根做总统后才告一段落。

　　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显然既有19世纪40年代的右派民粹主义成分（反移民、反基督教之外的文化的入侵），也有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的左派民粹主义（金融危机之后反华尔街、杀富济贫、反全球化），反精英是每次民粹主义运动的核心，这次也没有不一样。那么，为什么历史在美国和欧洲会不断重复呢？全球化和技术发展带来的变化从本质上会缩短精英和百姓之间的鸿沟，还是会将其拉大？

　　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必然拉大精英和百姓之间的鸿沟

　　首先，我们看到技术进步和市场跨国界延伸使得“赢者通吃”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几十年以前，各县的歌星办演唱会总会有人买票前往，各省的歌星更是在当地不缺市场，能够获得一份好职业、好收入。但是，由于唱片、电视、互联网、智能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加上演艺界的跨国打通销售和观看享受，各县和各省的歌星已经完全没有市场、没人愿意付钱听他们的演唱会或买他们的唱片，而是全球范围内的大明星垄断演艺市场，你要么是全球一流超级明星并垄断销售市场，要么就另谋职业，本来可以容纳各级水平的演艺行业、为艺人提供各级别的就业和收入，如今在“赢者通吃”之下变成严重两极分化的局面。篮球、足球等体育行业，甚至连经济学家、思想家行业也是如此，新媒体加上跨越国家的全球一体化市场使得各行业都往“赢者通吃”方向转变，你要么是自己行业的全球赢者，要么就去别的行业谋职！收入分配当然往两个极端分散，中端收入人群占比会因此下降。

　　商业、餐饮业的公司化规模化经营也大大减少中等收入的机会。一个经典例子是武大郎开店，虽然武大郎开饭店成不了亿万富翁，但通过开自己的餐馆或者夫妻杂货店，他们还是可以获得一份比较好的收入，让自己留在中等收入群体中。可是，如今的麦当劳、星巴克、永和大王等连锁餐饮公司，由于规模化经营使这些公司在进货价格上具有夫妻店所无法比的价格优势，它们自然能把众多传统夫妻店挤掉。同样地，沃尔玛、家乐福、苏宁、京东使得千千万万的传统杂货店无法生存，使众多中产阶级不再能保住中等收入的机会。

　　新的科学技术、新的商业模式、日益升华的全球化，就是这样改变当今社会的，各行业的精英和普通百姓之间的距离就是这样在拉大。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教育是挤入精英阶层、加入“赢者”群体的最主要通道。可是，毕竟任何社会里总会有相当多的人不读书、不上进（没有人可以强迫他们），而他们通过“一人一票”又掌握众多选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和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精英跟百姓之间的鸿沟距离必然会增加，而不是缩短（不读书的百姓基本不动，而各行业的“赢者”在收入和财富数量级上以及社会影响力上却在不断上升）。因此，民粹主义政治在人类未来的发展史上只会继续出现，而不是消失。

　　这个趋势难以改变的另一原因是人类认知上的盲点。以全球化为例，其好处往往是隐形的，但其代价却经常是显性的，这种成本和收益的不对称严重影响对全球化绩效的评估，导致精英阶层和普通百姓对全球化的认识截然不同。全球化使美国商店里的各种商品价格二十几年不涨甚至下跌，这样一来，美国家庭即使收入不增加，也能买到更多的东西、得到更多的服务，全球化显然使所有消费者受益，可是这种好处是相对隐形的，只有受过一些经济学教育的人才能真正领会、认识到全球化的这些正面好处，而更多的人只会把这些看成是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

　　相比之下，产业链在全球各国配置之后，许多制造业的工作离开了美国、跑到中国和越南等国家，的确导致许多美国人失去工作，而失业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具体、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失业给一些家庭造成的伤害故事一旦传播起来可以非常生动感人。所以，在全球化的好处多为隐形而全球化的代价非常显性且具体的反差之下，发达国家的老百姓普遍反对全球化、反对移民就不足为奇了。这种理解上的鸿沟也只能通过更多、更好的教育和宣传得到纠正。但毕竟不是所有的人能领会这些，全球化的好处与代价的这类不对称局面最终也会持续下去，为左派和右派的民粹主义提供永不中断的基础。

　　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很多，但并不是所有人有能力或天赋将其潜力发挥到最大，全球化和商业模式的影响也是如此。这里谈到的两类悖论最后可能难以完全解决，或许只能通过民主参与、民主投票，给人们以宣泄、表达的途径，通过表达和参与释放不同群体的不满，以达到社会和世界的和谐点。但是，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要准备好接受偶尔会发生的民粹主义胜利的现实，所以，虽然像2016年这样充满“出乎预料”的年份并不经常发生，但这肯定不会是人类社会最后的一次。

　　作者为耶鲁大学教授、香港大学冯氏基金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 

　　（本文刊发于2016年12月19日出版的《财经》杂志）